人生第一口离别的滋味

阮胖子原名阮华健,是我小学一年级的“前桌”。

我们读小学那会,贫困县的小学校男生有一个“陋习”:不和女生玩儿。课桌上的“三八线”我们一年级的时候还不会画,那些歪七扭八的、平等或不平等的分割线,都是后来玩的东西了。

既然不能和同桌女生玩儿,那就只能和前桌的男生兄弟套近乎。阮胖子就是这个“大兄弟”。

但是这个“大兄弟”和别人不太一样,他是我们一年(3)班最初唯一敢跟女生玩的男生——后来又多了一个,就是老子我。别的男生都在地上拍卡片、打弹珠的时候,阮华健在和妹子们“跳小皮球”,就是两个人撑一根环套的皮筋,然后上下翻飞那种,我觉得这事儿是在羞耻度太高,所以也就偶尔跳跳房子,跳皮筋儿是绝对做不到的。

从小在爸妈之间做汉奸的我,有种特别的墙头草气质,我这边同女生跳房子、踢毽子,那边同男生拍卡片、打弹珠,不亦乐乎。有些男生疏远我,有些男生则更接近我,这些都不重要,反正我那时候也没太把他们当朋友,我当朋友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阮胖子。只要他不介意我两头讨好,那就什么都无所谓。

我把阮胖子当兄弟的原因也很简单:上学第一天我的书包带子脱了,不知道怎么穿回去。正巧那时候要去大操场全体集合,根本没人理我。又因为开学发书加校长训话,大家必须背着书包去。

我都快急哭了,就一个人管了我死活,是了,就是那个长得不怎么可爱的阮胖子。

于是第一天放学回家我就向爸妈宣布:我有了一个朋友叫阮华健。这个名字到现在他们还记得,逢年过节如果谈起我小时候,还会拿出来遛一遛。

可惜后来,这些事情就只剩下唏嘘叹惋了。

2

我常跟阮胖子一起走在回家的路上,即便那是两个方向。

第一小学坐落在一大片瓦木房子、石厝和数不清细长小巷密布的居民区里,校门口是一个斜坡,往上走,是通往去西关的大马路,往下走,走一条一百米不到的小巷,尽头就会有路口分叉,分叉之下再分叉,分叉之下再分叉之下再分叉,数不清的分叉。

我和阮胖子的家,在第一个分叉就背道而驰,两处坐落在所有叠加起来的“众”字形分叉的左右极端。

但即便这样我们依然一起回家,有时候他陪我多绕一圈,有时候我陪他多走一阵。

我陪他多走一阵的时候,大多是他有钱了的时候。他要顺路去回家路上的小店里买一杯牛肉汤喝,如果陪我走一阵再绕回家,他会错过这家店。

那牛肉汤用一口大铁锅架在煤炭炉子上煮,甫一开锅,香气伴着白烟以肉眼可见的状态溢出来,让人口水直流。一杯五毛钱,用一个小的一次性塑料杯子装,也没有勺子,汤水甚至还有点透明,杯底可见几粒可怜的、可数的小牛肉丁。

多年以后我猜测,那牛肉汤也许真的是煮牛肉剩下的,但绝不是煮这些小牛肉丁剩下的,否则不该有那样的香味。

小时候因为地方迷信的缘故,家里跳大神说要禁牛肉,所以,从我奶奶开始到我和我堂哥这一辈,家里是不煮牛肉的。我甚至在八岁以前,都不知道牛肉长什么样、和猪肉有什么区别、是什么滋味儿。

那时候,阮胖子问我喝不喝,我也只能婉拒。他还开玩笑说,因为你不喝牛肉汤,所以这么瘦。

总之就是这一杯五毛钱的牛肉汤,以至于我现在还记得那年那日,那些年,那些时日。记得那溢出的白烟,那迷进眼里的味道。

3

阮胖子私底下告诉过我,他和女生玩儿,倒不是觉得女生玩儿的那些东西好玩儿,只是觉得那些游戏他自己也可以做到,而且做得很好。对比起来男生们玩儿的东西,他就做得不怎么样,好比打弹珠,根本吃不准,所以他才不和男生玩儿。那些他都不会。

真难得他那样一个可以拆做两个我的小胖子,会有那样灵活的身体,“小皮球,香蕉梨”跳得可好了。很多年以后,我惊觉阮华健真是个聪明人,从那么小就知道了扬长避短这么个事情——我渐渐发现我亦会去逃避我做不好的,强化我做得好的,以期待做得更好。

然而,这种戏精一样的思维和举止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阮华健想和男生们一起玩儿。虽然他体格健壮没有人敢当他面指责什么,但是背后的闲话总是不少,甚至发展到后来有组队消遣他的趋势。

阮胖子决定苦练打弹珠的技巧,“好把那群傻X打成傻X中的傻X”。

本人不才,人称一年(3)班弹珠王,因为是兄弟,理所当然成为了他的特训教练。

“特训”的地点就是阮胖子家,是个大院儿,一层全部都是精致古朴的木柴老房子,有些墙面贴补了砖头和水泥加固,二层以上则全是石建的新房层,只突出两个字——“有钱”。

一年级时家里一天给我一毛钱零花钱,我若真失心疯了要喝杯牛肉汤,也得攒上五天,而阮胖子三天两头喝,同时手里的那些小玩意儿的玩具(如盗版的“游戏王”小纸牌)还都不见少,再加上那个比大家的单层小书包多一个加长翻板的高端大书包,简直坐实了“土豪”的身份。

我们就在那大院子里打弹珠,一打一个下午。第一次去阮胖子家是老妈带我去的,她总怕我丢,见到我果真到了同学家里,且知道怎么走那些分叉路,便也放心。此后,我便常去阮胖子家。我俩也不一定是打弹珠,也许是去游戏机厅打两圈“三国”。两毛钱一个币,穷,争取一个币、最多两个币打一个下午。这就很需要技术。

阮华健终究没靠弹珠混进男同学们的阵营,但在街机的“三国”里,却把一手“张辽”使得贼溜,一个币打一下午,坐实了“孩子王”的宝座。

那时候周末很难偷跑出门,最大的借口就是去阮胖子家,然后大家三国见,真是不亦乐乎。

以至于他离开后我格外的想念他,想念他的名字,因为,那简直就是一把用以打开家门跑出去浪的钥匙。

是了,其实我一开始不是想念他,只是想念那少有的自由的滋味。

但终究不只是怀念那一点点的便利,他离开后几个月有一天夜里我突然从床上坐起来,哭了一晚上,把家里人吓得不轻。

虽然那时候我已有了新的借口出门,可身边再没阮胖子了。

4

我与阮胖子的友情还建立在作弊这件事上。

三年级以前,我从未把作弊看作一件很严重的事。二年级时,我作弊不看对不对,只看值不值。没什么交情的人我总会用很多借口、甚至于义正言辞的指责搪塞回去。可阮胖子是有交情的人,他让我帮帮他,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

我是个好胜的人,考95分都不敢把卷子给家里人看的那种,所以考80分就能成为“良”段的阮胖子很高兴我把他当朋友。当然,他求我帮他作弊也只有那一次,所以我更把他当朋友,高兴于他并不是试图从我身上长期获利才跟我玩。

说起那一次的黑锅,其实我这个弹珠特训教练还要背一背的——其实他平时考80多分,偶尔90分,家里人是不会不满意的,可是那次为了练习弹珠,学业说不得就有点荒废,语文考出来70多的时候,他家里人威胁若是成绩再降就要扣零用钱了。

而那五毛钱一杯的牛肉汤,是阮胖子的命啊。

他求我,考数学帮帮他。我大手一挥,没问题。

然后我们俩就到老师办公室去抄了十遍《小学生守则》。

一开始是哭,后来是笑。后来的后来,到了现在,我仍怀念那同小伙伴一起作恶的、小小的开心的感觉,自然也包括一起受罚、恍惚间情感更深厚的感觉。

人生第一口离别的滋味

于是,阮胖子有好几天没喝上牛肉汤,我也帮不成他。

一来他不让,二来我一天一毛钱的零花钱只够买买小纸片玩具,或者一根长辣条,亦或塑料袋条状的可乐汽水。

一毛钱最厉害的是用来赌博:抽一张草纸,上面可能是“谢谢惠顾”,可能是“两毛”,可能是一块、两块,最高五块——对我们小学生来说,五块钱,那可是笔巨款。

但是没谁见过大奖,那种都市传说一样的东西,也许是薛定谔的草纸,在你抽光最后一张之前,你不会知道店家是不是早把写着“五块钱”的那张扔掉了。我们都没有足够的钱能抽光草纸,隔一天或者两天,草纸就换了新的一盒,或者几盒剩余的混在一起,早没法验证大奖还在不在了。

至于有人抽到过五块钱的传说,则更是玄乎缥缈得像是店家自己放出去的风声一样。小小年纪的我们,就已经开始阴谋论了。

阮华健说,这玩意儿就跟鸦片一样,碰不得。所以我们都老老实实做了好久的乖孩子,没去当赌鬼——至于我发狂了一样赌草纸,是后来的事儿了。

总之阮华健没喝上牛肉汤,但是牛肉汤是阮华健的命。没得整,只能“学习使他快乐”。为了牛肉汤,阮胖子发奋读书,终于在一周之后以一个95分的卷子赢回了他的牛肉汤,两杯,double!

5

阮胖子的离开是意料之外的事。

二年级的第一个假期结束,回到学校,我没见到阮华健。老师安排了另一个新来的女同学坐到了他的位置上。

我用了一整天的“上课开小差”,来接受阮胖子转学离开这件事。这是一直以“好学生”设定存活在老师视野里的我第一次开小差,而且一开就是一天,啥也没听进去。

写字课老师找我谈话,带点批评的意思,换往常早我早急得面红耳赤,甚至要哭,可那时那刻根本就没放在心上——没有什么比我好朋友的离去更重要的了。

放学后我准备去阮胖子家看看,可走在那短短一百米巷子的“放学潮”人流里,我不知是自己没有勇气面对这件事,或许也是那天真的太挤了,我被挤到了走回自己家的那条路上。

回家后我问母亲,老师说阮华健转学了,是什么意思呢?

母亲说,他以后可能不会陪你回家。

我问,只是不陪我回家?

母亲说不出后面的话。我便又问,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了?

母亲好像点头了,又好像摇头了。

眼泪涌出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没看清。

有段时间我痛恨阮胖子的不辞而别,这段时间还不短。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你有我家的电话,为什么不打来告诉我?我打你家的电话,为什么已成空号?那么大的院子,人去楼空是这么快的吗?

阮胖子的离去对我好像是一夜之间的事情——其实那只是单纯的、我个人感官上的“一夜之间”,他们家有一整个寒假的时间搬家。

等明白这点,我又痛恨自己寒假为什么待在老家,而没有多去找阮胖子玩,如果我去,可能就会知道更多。可那时的我,羡慕堂哥有一台“小霸王”的我,放假没多久就跑回老家去了。

而这,竟成永别。

我反复和父母确认,我不在的时候,阮华健有没有来找过我?他有没有试图以任何方式告诉过我他要离去的消息?告诉我他去往何处?怎样才能再见到?

父母说没有,但是父亲因为公职的关系工作日总在外地,母亲则也要朝九晚五上班,他们不能保证白天他们不在的时候,阮胖子没有来过。

最后是邻居在家全职主妇的阿姨给了我一锤定音,她说“没有”,“那个小孩儿我有印象的,放假没有来过。”

只是我个人不太愿意接受这个现实罢。

6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不把阮胖子当朋友了。

我总想,若我是他,定不会让这场别离利落干净得像快刀切碎生灵。我总会想很多办法告知我最好的朋友,我将去往何方。哪怕找不到人,往门缝儿底下塞一张小纸条也好。

而这一切是我的自作多情,阮胖子是有我家电话的,他若需得告诉我,何至于做塞小纸条这么蠢钝的事,打电话来不就可以了吗?

总之没有,太过利落干脆,真是令人生恨。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世界并不是你认为它哪样,它就是哪样的。阮胖子一事也是如此。人各有别,心思百般不同,如何简单要求他与你同化?

可我还是想念他,那个没有牛肉汤喝就会死的小胖子。

最终,我还是喝下那杯五毛钱的牛肉汤,我第一次知晓了离别的滋味。

八岁以前我不知道牛肉什么味道,正如我不知道别离是何种滋味。八岁以后我知道了。家里人一直以为我十六岁才开始吃牛肉,其实这个时间还要往前数八年,持续的时间还不短。

那一小杯牛肉汤,小小的一杯牛肉汤。阿婆打开煤炉上的铁锅,白气漫开,我不曾看到当初那一眼滋味,取而代之出现在眼睛里的是阮胖子。

每天只有一毛钱的我,是如何凑够五毛钱喝汤的呢?

凑五天?太年轻了。

我迫切想喝那碗汤,迫切想知道阮胖子最喜欢的牛肉汤是什么样的味道,迫切地想找到他存在过的痕迹。

等五天?太慢了。

我决定去抽奖。就那个几乎永远是“谢谢惠顾”、一毛钱变成两毛钱都要谢天谢地夸两句“今天财运好”的草纸,我连着用每天的零花钱抽了十七天。抽到眼泪都要掉下来。

期间我也曾一万次告诉自己:忍住,五天,只要攒五天就行了!再这样下去你会像电视里的那些赌鬼一样,输得裤子都不剩了。

可我实在太过想念那个胖子,我不要,我不等五天!我非要抽,抽到五毛钱的、奇迹一样的事,落到我这样主角一样的“优等生”身上就对了!

我被生活上了一课:我不是主角,不是说心里有足够多的思念或者贪念,上天就会让我在五天之内用一毛钱抽到五毛钱。

五天之后的每一天都不会。

但是既然开始了赌徒一样的生涯,我享受那种堕落、那种自我感动、那种等待奇迹降临的感觉。

第十七天,我抽到了一张五元钱的奖——薛定谔的草纸,原来真的有五元钱。

可惜我见证这件事的时候,阮华健已经不在,无法分享了。

我记得那汤的味道,其实是很普通的牛骨汤,加一点盐,又或者只是煮了很多次,煮掉很多水,有一点点咸。牛肉丁的味道一般般,非常一般,不比猪肉好多少——可这玩意儿阮胖子喜欢,定有好的地方,只是我品不出来。

所以,我偶有闲钱的时候就会“路过”那里,喝一杯牛肉汤,一杯五毛钱、其实很一般的牛肉汤。

又几年,阿婆关了店,不知去了哪里,阮胖子最后的痕迹便也没了。

只是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喝下那杯牛肉汤的时候,我接受了阮胖子的离开,明白了语文书上,写作“离别”二字的滋味。

后记

写下这篇文章已是经年以后,那时的很多细节都变得模糊,甚至于那份思念的情绪、对别离的感悟,都不可控的带上了此年此时的色彩。

但我可以确认的是,阮胖子真真从我的生命里如此走过,那些时光,那些琐碎的、数量巨大的生活细节潜藏在我的脑海深处,其中最富有色彩的,都在我动笔撰文时一点点的浮现出来,组建出了那个人,那个学校,那片蛛网般细密的回家路,还有那时的我。

纯粹的伤心、痛恨、思念、发狂,都已过去。如今的视角去看,渐渐可以对当初的事做出许多合理的分析。

好比文中提到的“痛恨”,那时的我纯粹痛恨阮华健不辞而别,如今的我却明白我只是痛恨当初的自己——如果我不急着回老家玩堂哥的“小霸王”,如果寒假我多去找找阮华健,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情绪。

诸如此类,时间两端的我将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放在了同一段回忆里,产生的巨大碰撞富有惊人的魔力,每每想起,都感慨万千。

关于离别,我已渐淡了那种无力的伤痛感。因为长大后,经历了多次类似的事,才渐渐明白人与人的一期一会弥足珍贵,当是怜惜眼前。

但我是怀念当初的,怀念当初会为了离别二字感伤、为了一场“分开”痛哭流涕。它们让我感受到那段情谊的重量,并且经年以后,依然为自己拥有这份沉甸甸收藏感到别样的愉悦。

感谢那杯牛肉汤,感谢那个人,也感谢所有温软的情谊。

三个老婆都留不住,带着五个孩子办婚礼

长竿,92年生,高瘦身材,做操时总排在最后,遇事总先笑。父亲因盗窃入狱,从小跟着奶奶长大。

有次长竿在课上讲小话被数学老师抓了出去,数学老师背着手他也背着手。老师让他背乘法口诀,他就呵呵地笑说:“不会。”

“五年级了,乘法口诀都背不出来,你说你是不是吃浪米?长再高有什么用?牛肺!”

长竿又呵呵地笑了,惹得班上的同学都哄笑起来,于是数学老师让全班同学一个个轮流到门口背,结果只有五个同学能完整背出来。

长竿成为一名父亲的时间并没有比林锐晚多少。初二,他说读书没味道,手续都没办直接回了家。辍学后到毛织厂里打工,同年过年回家的时候除了带回了一堆印着驰名商标的毛衫和帽子,还带回来一个外省女孩。村里的人都说,长竿老婆的老家肯定在北方,只有下雪的地方人才那么白。

那年冬天很冷,长竿几乎每天都会换一顶帽子戴,他的脸很方,包头帽使得他的颧骨显得格外高。有天我在路上碰到他和老婆一起到小卖部里买盐。路上两人一直在讲普通话,村里的傻姑听着新鲜,一路跟着走,笑嘻嘻地学他老婆说话。长竿没有像其他人一样骂傻姑,偶尔还会跟傻姑搭两句话。傻姑一直说:“顶帽好靓哦,顶帽好靓哦!”

那是两顶红白相间的情侣滑雪帽,帽穗在风中摇摆。

过年后,长竿没再外出打工,而是在村里开了间小卖部。很快,长竿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了。村里人常看到长竿在中午时分骑着一辆125摩托车出门——那是要去给老婆打快餐,村里没有馆子,只有三公里外的镇上有。坐月子的鸡不够,长竿的母亲满村找家鸡时对外人说:“太娇气了哦,买包盐都要两个人一起去的,在月里做好的饭又不吃,说不好吃,非要打馆子里的。”

长竿却从没有抱怨过,每次去打饭总是笑着,见到路上的小孩还会抖着油门挑着下巴笑道:“走!搭你过街去不去?搭你兜风啊!”

年后村里的年轻人都走了,小卖部里的台球桌和麻将桌都荒废了。除了小学生来买点零食之外,大部分时间店里静得只听得见钟摆响。很快长竿便入不敷出,连小孩奶粉钱也得跟亲戚借。

我上高中的时候,有天夜里接到他的电话,我很意外,因为我们本来关系就比较淡,而且已经许久没有联系。他说:“在哪里发达啊?老板。”我说:“你老板,在学校咯,什么情况?”“没什么啊,没什么就不可以找你聊下吗?哈哈哈……”

那天我们聊得尴尬,我大概猜到他可能是要借钱,但支支吾吾,最终还是没有开口。后来我听说,当时除了我们几个正在上高中的同学之外,其他外出打工的同学都被他借了个遍。

长竿决定自己留在家里带小孩,让老婆外出打工。女孩一出去,便再也不肯回来。长竿抱着孩子追到老婆娘家去,将老婆带了回来,但没多久女孩又走了。

有人故意问他:“长竿,你老婆今年又不归年啊?”

长竿说:“走了!不归的了。”

“闹脱离啊?”

“脱什么离,都没打证的。”

“要找回来,细佬哥要人带的。”

“找喔,找回来人家要走有什么办法。”

第二年,听说长竿又带了另外一个女孩回家,还是没摆酒。等再次听到长竿消息时,第二个老婆已生下两个孩子,又走了。有年暑假,我在老家的池塘边见到了长竿。他晒得很黑,带着两个小孩在打水漂,他蹲在那里不动的时候像一尊石像,只有小孩走远了才慢腾腾地起身跟上去。

等小孩稍大些的时候,长竿将小卖部关了,再次出去打工。过了几年,长竿又带了一个女孩回家。这回,村里人都轰动了,有人指着自己的儿子骂:“你看看人家,带了一个又一个,你一个都找不到!外面世界那么好,哪里也捏一个回来啦!”

第三个老婆也为长竿生了两个孩子。期间,长竿的父亲出狱,父子俩重新开起了小卖部,还在店内开起了赌档,生活也总算有了起色。

到了2016年,小学同学们大都已经参加工作,年末偶尔碰头时,有人提到了长竿,说一来长竿结了这么多次婚,不贺一下说不过去,再来同学们结婚他也不好随礼,于是提议让长竿补办个酒席。

酒席上我第一次见到长竿的父亲,我本以为他身上会有些江湖气,但没想到看起来是那么普通的一个小老头,围着一件黑胶围裙,看起来甚至有些干瘪。

那天,长竿带着五个儿女,像带着一队小兵,叽叽喳喳地嬉闹着在门口看烟花。烟花一声声响彻天际,长竿仰着头,张嘴笑着,露出一排整齐的门牙。小女儿捶着长竿的腿说:“我也要抱,我也要抱!” 长竿把怀里的小男孩抱到一边,蹲下身用另一只手将小女孩也抱了起来,笑呵呵道:“好看吗?好看吗?”

酒席的汤是牛鞭汤,长竿的父亲一张张桌子去派烟,笑得满脸通红:“后生,不怕哦,靓汤,不怕不怕!”

后来,听说长竿第三个老婆还是走了,可每次再见长竿的时候他依旧总是在笑。

有天我在发小群里找到了长竿的微信,他的微信名是“拼搏”,个性签名上写着“努力到无能为力,拼搏到感动自己。坚强,独立,唯一的只能靠自己。”

死在惊惶夜里的倔强少年,成了班上最早结婚的人

林锐,92年生,身材瘦小,性格好强。父亲嗜赌,长年不着家。林锐小时成绩不错,数学成绩长期占据班上第一的位置,常常能看到他两手插兜、瞥着后桌的女生呲道:“这都不会,真木!”女生捂住本子:“关你屁事!”林锐又嘿嘿笑:“木就木咯,还怕人讲啊?”

我们的初中在镇上,家在村里的学生都只能寄宿。新生开学后,整个年级的男生被统一安排到一个大杂舍里。杂舍以班为单位分成三堆床。为防止老旧的床架垮塌,同班学生的床都紧紧地扎在一起变成通铺。随着学生们的入住,那些黑暗的角落便散发出日益浓重的尿骚味。

开学伊始,半夜里总会有高年级学生偷偷进入宿舍,沿着床位一个个地摸新生的口袋,许多人一觉醒来,一周的伙食费就不翼而飞。有次,作案的人下手重,不小心把人碰醒了,新生问:“干嘛?”那人就在黑暗中恶狠狠道:“别响!”新生只得转个身假装继续睡。

林锐睡上铺,有天,摸钱的人摸到了他床上,他二话不说,一脚便将那人踹了下去。轰隆一声巨响,全宿舍都醒了,所有人都听见了地上那人带哭腔的呻吟,从此,夜里再也没有人到宿舍摸口袋。

林锐的那一脚奠定了他在学校的地位,用当时大家的话说,“走路都拽”。

数月后,新楼建好了,大家搬进了八人间的小宿舍,我与林锐一间。一天凌晨两点钟,等校园里最后一盏路灯也灭了,我被几声清脆的耳光声惊醒,转头就看到林锐床前围着几个黑影,影影绰绰中,我认出一个高年级的胖高个,就是传说中的“校霸”。

“你是不是很拽?”一个卷毛少年两手插兜,笔直地站在床前,直勾勾望着坐在床上的林锐。

透过窗外微弱的灯光,我看见林锐仰起头看着面前的一圈黑影,最后目光停在卷毛身上,大声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卷毛伸出手,狠扇了林锐一耳光,林锐想起身还手,被旁边的校霸推了一把,“嘭”地一声重重坐回床上。这时候门口又涌进了一群人,宿舍门开着,我隐约看见外面的走道上也黑压压站了一片,一个个红色的烟头在黑暗中闪烁。

宿舍里的人都醒了,有人偷看,有人装睡,我手心微微出汗,却鼓不起勇气发出声音,隔壁床的同村男生靠过来悄声道:“别出声,装作没看到。”

林锐两眼通红,骂着扑向卷毛,又被校霸一把推回,又是“嘭”的一声,重重撞到床板上。旁边的人一起上去按住他,卷毛开始左右开弓,边打边骂:“还拽不拽?”林锐在挣扎,可手却被周围的黑影紧紧按住,校霸也狠狠地抽了林锐两巴掌,低喝道:“别动!”

除了卷毛的骂声,宿舍里静得出奇,没有间隙的巴掌声显得格外刺耳。

过了很久,那群人才离去。窗外的蟋蟀无休止的鸣叫声中,渐渐混入了林锐时断时续的啜泣声,那是我第一次见林锐哭。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林锐竟然在抽烟,宿舍里还有一位林锐的本家兄,昨晚也在装睡,他拿着铝制饭盒边淘米边对林锐道:“昨晚你被打了吗?我不知道诶,我睡太死了,你怎么不叫醒我?”林锐一言不发,只徐徐吐着烟雾。

两周后,林锐办了退学手续。早晨的阳光刚刚照到门口的第二级台阶上,林锐淡淡对我们告别:“我要去打工了。”

“做什么?”

“模具。”

校钟上的铃锤疾速敲打着铸铁,上课铃声连成一条线,我们赶回班上上课,没有人去送他。

从没有人想过,林锐会是我们班里第一个结婚的男生,就像没有人想过他会那么早离开校园一样。

就在这一年年尾的时候,林锐带了个外省女孩回来,没有摆酒。村里的老人都笑,说你们都没林锐厉害,人家都带老婆回来了。那年林锐没有找我们玩,年初三就走了。

第二年,林锐老婆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大多数同学们都还只是刚刚听到消息,那个外省女孩便抛下孩子走了。林锐成了同届同学中第一个单亲爸爸。有人说女孩走是因为挨不住穷,也有人说女孩本身就不正经,在厂里的时候就脚踏几条船。

往后很多年,我辗转各地求学,林锐则四处打工。直到我大学毕业工作两年后,有老同学结婚,我找他一起去,才又见了面。他家里的一切,都和初中时候没什么变化。

家里有人在逗他的女儿:“谁是你爸爸啊?”小女孩脸颊冻得通红开裂,腼腆地指了指林锐,林锐双手插兜面无表情道:“快回去!”说完又回头对屋里吼:“快带回她去!”

林锐的堂姐在旁边哄小女孩:“不理他!走,我带你回去找奶奶。”又回过头对我们笑道:“他是这样的,从来都不管小孩的,都是奶奶带。”

林锐有些颓,枯黄的头发像一窝草,低头的样子看上去有些佝偻。我们一起在门口晒太阳,林锐的目光一直有些呆滞,唯一一次亮起,是笑着问我:“介绍两个女同学来认识下啊?”

后来我才知道,林锐见谁都让对方给他介绍女孩。这些年林锐不停想找女友,但那些女孩一听说他有个女儿,就都吹了。

婚礼上,林锐一直拉着姐妹团的人喝酒,酒过三巡,我看着林锐的背影,总觉得那是另一个人。我固执地认为,那个倔强又好强的少年,死在了多年前的那个惊惶的夜里。

价值百万的一锤子买卖

前言2004年初秋,父亲在法院拍得一栋别墅,同年,相隔20米的烂尾大厦开始装修成酒店。两年后,酒店两侧及周边空地悉数被酒店非法占用搭建了停车场,还封住了路口导致车辆无法正常通行。为此,父母三番两次找到城管部门投诉,但毫无作用,酒店的老板甚至在父亲面前说:“别瞎忙活了,你搞不下来的。”2008年,停车场的围墙曾被城管拆除,但两个月过后又围了起来,父亲拿酒店老板无可奈何,心中始终藏着郁结,就这么一直拖到2016年。这年夏天,父亲新买的车停在酒店停车场被客人剐蹭,保安放任肇事的客人逃逸。父亲前去酒店理论,酒店却以父亲并非酒店客人为由,不愿负责。父亲却认为这完全是酒店事先封路所致,双方起了争执,很快,争吵逐渐变成的推搡,父亲被酒店看场的一群人团团围住。这一年我22岁,拿着一把开山刀,跟着哥哥就冲进了人群,与看场的人发生斗殴并误伤了其中一人的尾指。三天之后,我在家人的陪伴下去公安局自首。而这个故事,在2018年才算真正有了一个结尾。

1

看守所里有个说法,如果从第一天进看守所算起,37天内没有释放,那么至少就得在看守所继续待上半年,因为检察院在37天内必须得下达是否批捕的决定。

当然,这个“半年”也分地区,一般来说,一些城市从批捕到开庭不过两个月,但在我住的城市,半年内能开庭已经算幸运了。

2016年4月2日,正好是我进入看守所的第37天。从自首时的信心满满,坚信最多两周就能取保释放,到20多天时的焦虑,每天守在小窗口往外看,每当有管教拿着纸张朝我走来就忐忑不已,等真的到了第37天,我反而释怀了。不仅做好了待半年的准备,还向管教提交了转文化监室的申请——在文化监室可以写作,可以有抽不完的香烟。

下午4点,是仓内的学习时间,全仓在押人员都会在大通铺上坐成三排,背诵监室规章制度,背完了后开始唱歌,每个新来的在押人员到了这个环节,都会哭得不能自已。

转来老仓以后,我负责领唱工作,那天,我站在用纸皮做成的歌词板前,朗声道:“有一天警察匆匆抓你去——预备!唱!”

可这一次,他们并没有跟着唱,仓内陷入了短暂的安静,那一瞬间,我只感觉脑袋一空,一切声音都如同消失了一般。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到仓内响起:“廖家乐!愣着干嘛!叫你呢!”

我僵硬地转头看向小窗口,透过窗口看到警服的下摆,再看到靠躺在墙边的“仓头”,他笑眯眯地对我说:“阿乐,换衣服吧,释放了。”

回过神来后,我接连爆了好几个没有指向性的粗口,然后仓友们就纷纷围上来,有让我往外捎话的,有让我留联系方式的,等我换好进来时穿的衣服,“仓头”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往外走记住别回头,晦气。”

我应下来,正准备往外走,想了想,还是转过身来,狠狠踩了几脚地上的号服。

这一个月来的苦闷、屈辱、愤怒,在脚跺上号服的瞬间都烟消云散。我以为我会很高兴,可真正走出看守所大门时,才发现自己并没有一丝喜悦。

母亲开车来接我,上车后就告诉我:“可能不用判了,伤者跑了。”

得知这个消息我并不意外,伤者是当地一个小团伙“湖南帮”的马仔,跟同乡出来混社会,可就在他住院期间,同乡便表明要分走他的赔偿金——当然,若不是伤者身边这群贪得无厌的人,恐怕也无法促成我们之间这么快的谅解。伤者拿赔偿款就跑路了,结果便是我将免于被起诉。伤者都找不见了,检察院还起诉我什么?

不过,母亲又说,“昨天酒店老板约我在派出所谈了一次,他说‘你赔偿我的精神损失20万,再去城管局撤案,我就放过你的儿子’。那时候,我担心你真的被关上半年,差点动摇了,可最后我还是跟他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然后转身就走了。哈哈!”

我窝在副驾驶座,看着窗外往后飞逝的绿化带,安慰她说:“我还是出来了。”

母亲的声音有些颤抖,让我分不清是悲伤还是激动:“是啊,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接下来就该他(酒店老板)睡不着了。”

“最难熬的日子过去了”是母亲一贯的口头禅,从我出生到现在,不知道经历了多少难熬的日子,最后都是被母亲轻描淡写的一句话略过。

许是四月的南方气候闷热,母亲放下车窗,鬓旁的几缕银发随风飞扬。

2

在我被羁押的那一个月,母亲除了替我找律师、找人照看我以外,也开始了漫漫的上访路,目的只有一个——把10年前本该拆除的酒店违建停车场给拆了。

此时,母亲得到了街坊们的一致支持,轮番去相关部门投诉,可因为一些难以明示的原因,业主维权进展相当缓慢。

这天晚上,我和家人还有律师一起吃了顿饭,我几乎没怎么动筷子,因为在看守所里吃晚饭的时间是下午3点45分,早知道今天释放,我会将那一盒子糠米扣在垃圾桶上。

律师喝了些酒,开始谈起与我第一次在看守所会面的情景。

我清晰地记得,在见到律师以前,我开口说话的次数寥寥可数,刚进接见室坐下,我还能勉强保持镇静。然后,听到律师说起母亲的担忧,就只问他了两句话:“你有纸巾吗?”,“如果我哭了,能不能不要告诉我妈,免得她担心。”

得到肯定的回复后,我的眼泪瞬间满面,浑身发抖地哭了足足10分钟。抹干净眼泪后,我将剩下的纸巾仔细藏好——仓里上厕所每次只能用两小格纸,这让我难以忍受。

会见结束前,我对律师说:“就跟我妈说,我在里面一切都好,不用担心。”可律师的承诺也不能当真,母亲转头就知道了我大哭的事情,隔天又给我寄了3000元钱。可在看守所里,有钱也没处花呀。

饭后,大家开始聊下一步的打算,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律师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一级一级往上投诉,可城管局拖延不办,投诉了城管部门,信访局也不督办,只能闹到纪检委。

“酒店老板也是可笑,竟然叫我不要拆他停车场,这是我要拆吗?他不违建,谁拆得了他的停车场?”母亲气愤地说。

“而且,城管部门竟然单独约见街坊们,暗示他们不要被我当作枪头使,街坊们直接回‘我不管那些事,停车场损害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就要上访’。大伙儿都知道,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

回到家不久,母亲又接到来自工商局某位领导的电话,他是我家的同乡,以前父母做生意,跟他多少也有些交情,酒店老板了解到这层关系,便托他捎话给我的母亲,想“找个时间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谈谈”。

我在房间里,听到母亲用略带尖利的嗓门对着电话说:“谭处,他(酒店老板)搞到我两个儿子坐了一个月牢,我怎么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你也不用再帮他带话了,伤了老乡情谊!”

“这件事情没有妥协的可能!停车场一天不拆,我一天不会罢休!”母亲的结束语掷地有声。

3

从看守所出来的第二天,我就悄悄收拾好行囊,乘上了开往深圳的大巴。在我刚释放那天打开手机,在微信看到许多留言,其中便有一家深圳创业公司的offer,对于当下的我而言,这个机会实在难得。

我在公司附近租了一间公寓,工作忙碌,生活也充实,大半年的逃亡时光和一个月的牢狱经历,很快就被我暂且抛到脑后。直到四月中旬,哥哥打来的一个电话:“爸爸被抓了。”

眼下这个电话再一次把我拉进了现实。

“爸爸被抓了?为什么?他根本没动手,而且、而且……”我“而且”了好半天,只感觉千言万语都堵在喉咙。

“爸爸在柜员机取钱的时候,被当地公安抓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爸爸上了公安的追逃名单。”哥哥告诉我。

“凭什么!”我愤怒地吼了出来,咖啡馆里的客人们惊讶地看着我,我压低声音说:“我问过审我的公安,故意伤害罪我是主犯,你是从犯,父亲没有动手,没有嫌疑啊!”

电话那头的哥哥苦笑了一声:“问题就出在这儿了,酒店老板不知道动用了什么手段,把咱们的罪名改成寻衅滋事罪了,如果是寻衅滋事罪,爸爸才是主犯。”

“荒唐!”我险些再次控制不住音量:“那么清楚的故意伤害,怎么还能硬掰成寻衅滋事?”

“不能。”哥哥说:“检察院不可能以寻衅滋事罪批捕爸爸,可……”

哥哥没说完后面的话,可我已经明白过来,虽然检察院不可能认可寻衅滋事罪,可等到公安提交材料到检察院,检察院再下达不予批捕,父亲就又已经在看守所关了一个月了。

“怎么是你打电话给我的,妈妈呢?”我虽然已经猜到答案,可我还是问了哥哥。

“她不让告诉你,说担心影响你工作。”哥哥说。

挂断电话以后,我急忙拨通了母亲的手机,本想问她为什么这么大的事情都打算瞒着我,可等到接通电话,母亲有气无力的声音传来时,我只剩下一句嚅嗫的问候:“最近还好吗?”

“嗯,你工作怎样?”母亲问起我的工作,我大概说了说公司的情况,母亲显然听得心不在焉,最后,我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爸爸怎样了?问过律师了吗?什么时候能放出来?”

母亲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反而问我:“哥哥跟你说的?”说完她调整了语气,一扫刚才的虚弱,中气十足地说:“嗨!明天就去递交取保材料,不放人我就闹,很快就出来的。”

“我明天回家陪你几天。”我说。

“你别回来,你刚工作就请假,像什么样子,真没事儿,别回来。”母亲担心我依然一意孤行,又补充道,“你回来我更糟心,别给我添乱了啊!”

母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宽慰,我坚定地以为,也许事情真的如同大家设想的一般,父亲过几天就能释放了,我也没再坚持。

可眼看着过了三天,又过了一周,父亲依然没有回来,在一次通话中,母亲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哽咽起来:“你爸爸前阵子才做完手术,身体那么差,在里面怎么遭得住……”

我只记得母亲最后说:“如果你爸爸出了什么意外,我也不活了。”

4

我是在五一假期前两天请假回的家。回到家时,迎接我的就是母亲心神恍惚的模样。我心里一阵阵的刺痛,安慰了母亲许久,她却始终一言不发,过了好久,才抬头看了一眼时钟问我:“晚饭想吃什么?”

自从父亲被羁押,酒店老板一反此前“求和”的态度,专门托人给我母亲带来一句简单粗暴的话:“不用赔钱了,撤案就行,否则就关你老公半年!派出所所长经常在我办公室喝茶,你自己掂量掂量。”

母亲的回应更简单粗暴,只有一个字:“滚!”

虽说母亲对外的态度依然强硬,可回过头来,我还是深切地感受到她的脆弱和无助。因为被牵涉进这个案件,许多事情父亲都无法直接出面,一夕之间,家中的地位竟发生了调换,母亲成了家里的支柱。与酒店方谈判、打点上下关系、与伤者赔偿达成谅解、与派出所所长当面理论等等,全由母亲一个人完成。

这一年来,母亲忙前忙后,几近让一家人都忘了一个浅显的事实——母亲是一个女人,是我们拥有三个男人的一家四口,唯一需要保护的对象——可这三个男人却相继陷于囹圄,生活的重担、业主们的期盼、酒店方的手段、甚至有来自黑社会的威胁,从四面八方朝母亲涌来,只能靠母亲自己一一化解。

价值百万的一锤子买卖

我也只是通过旁人的描述和母亲的只言片语才了解到,在这短短一年中,母亲承受着我无法想象的压力,相比之下,我在看守所难熬的日子倒显得安逸起来。也难怪派出所所长在见到母亲时,会吹胡子瞪眼地说一句:“又是你这个厉害的女人。”

在我和哥哥被羁押的一个月内(哥哥比我晚几天自首),母亲时常因担忧我们的状况而迁怒于父亲,她将一切过错推到父亲身上,责怪他冲动,逞口角之快,连累了两个儿子。

其实父亲与酒店方面的争吵,不过是引发这个后果的因素之一,若是我没有拿刀出去,若是哥哥没有因为担心父亲的安危而冲进人群,若我本打算砍往斧柄的刀抬上一分,也都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我会被那一斧子直接劈死或重伤了。

那段时间,父母吵得很厉害时,疲惫的母亲甚至对我说:“这件事过去后,我就和你爸离婚吧。”我感觉,母亲有一根神经始终时刻紧绷着,而父亲进了看守所,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如今,母亲依旧时常和律师碰面,商量释放父亲的办法,虽然检察院方面已经拜托熟人,一旦收到取保材料,一定第一时间处理,可无奈案审那边卡着,检察院也无法越权。

我在家待了一周后,因为公司催促,只得再一次离开了家。等再回家,已经是父亲释放的日子了。父亲一个无罪之身,却实实在在地被关了32天。听母亲的描述,当时在看守所父亲朝着母亲迎面走来时,母亲甚至没有认出他来。父亲的头发已经全数花白了,按母亲的说法,看上去就像一个70岁的老头儿。

事已至此,我们全家人已经没有任何软肋了。

父亲出来后的第二天,母亲直接踏上了纪检委的大门,不管旁人如何说,不见到领导绝不松嘴。母亲已经做好了持久作战的准备,领导一天不见,她就在纪检委待一天,好叫旁人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纪检委也管不了的事情。

听了母亲的阐述以后,纪检委的领导接连打了几个电话,让人迅速反馈信息上来,最后愤怒地拍板道:“这事儿你放心,城管局要是明天敢不立案,你再来找我!”

果然,第二天,城管局便立案了,“立案”的意思,便是最终结果必须得给街坊们一个交待。在立案以前,城管局曾单独约见了我的母亲一次,关于这次谈话我知之不详,过后母亲也没有谈及。

酒店老板的反应也不可谓不迅速,城管局那边刚立案,他便又托熟人向我母亲求情,希望能“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母亲依然是那句话:“我和你只有仇,没有什么好谈的。”

5

当然,虽然立案了,但还是可以拖。

关于酒店停车场违建一案,城管局每道程序,必然拖到不能再拖才会处理,就在无数个拖拉之后,2017年就过去了。本该在10年前拆除的停车场,现在依然屹立不倒。

酒店老板也多次传达想要谈判的意愿,母亲均对此嗤之以鼻,她说,2016年刚出事的时候,她几番向酒店老板求情,甚至打算赔50万了事,可他依然赶尽杀绝,如今反过来求她了,又有什么好谈的?“何况,他要是不违建,谁能拆了他家的停车场?”

据我了解,酒店老板已经是苦不堪言,酒店的其他股东纷纷谴责他做事不考虑后果,并且让他对接下来酒店即将面临的损失负责——酒店仅有一个停车场,全是违建,一经拆除顾客车辆便无处可停。

最终,母亲和父亲还是一同去见了酒店老板一面,原因是,这一次求情的人是父亲的好朋友,按理说,父亲本不应该有替酒店老板求情的好朋友,可讽刺的是,这位好朋友正是当地某银行的行长,他对父亲说的原话是:“老廖,你还是去见一见他吧,酒店还欠着我们行两千多万,这要是倒闭了……”

父母刚坐下,酒店老板便说了几句好话,表示对我们家庭造成的损失给予补偿,我家赔了伤者17万,他直接拿出30万,要求只有一个,让母亲不要继续闹下去了,他会负责平息这件事情。

母亲一直安静地听完,没有发表什么意见,直到临走的时候才说了一句:“家里三个男人,被你轮流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别说给30万,就是给300万也不干。”

酒店老板哑口无言,看上去脸色苍白。接下来第二天,他再次托人带话,愿意给100万的补偿。

听到这个消息时,母亲还是没有说话,父亲先算起账来:“100万,去掉赔偿的17万,还有83万,三个人坐了一个月牢,平均一个人一个月得27万多!”

我高中辍学后就进入社会,金钱于我而言,有更清晰的概念:100万,泰国香米可以买10万斤,足够400个普通家庭吃一年,如果换成房子,可以在二线城市买一套三居室。

我和父亲都动摇了,原谅我们,当凭空可得的100万放在我的眼前,我实在没有办法考虑骨气,就算我浑身是骨气,80公斤,折下来1公斤骨气能卖1万多啊。

可100万换来的,依然是母亲坚决的摇头。

2018年的1月5日,城管部门的大型机械终于开进了酒店的停车场,那时我正好陪母亲爬山归来,经过时我仰头望着高高悬在半空硕大铁锤,咂舌道:“这一锤子下去可是100万啊。”

母亲扯了扯我说:“回家吧,没什么好看的。”

倒在校路上的17岁少年

2005年前后从凤山中学毕业的学生,大概没人不知道那件发生在校路上的命案。那是初三的第一个学期,11月傍晚的天色已经昏暗不清,黄昏留下的黑色,像触手一般蔓延。而彼时,初三(2)班的三个男生正在激烈地打斗。

围观殴斗的学生们只给路面留出来一条狭小的通道,急于归家的、或是胆小的那部分人从那里紧张地路过。

在这场经过预谋的打斗发生的三天前,初三(2)班的刘阳和杨志在午后与我们一群校痞聚在食堂的杂货房门口,当时,矮小敦实的刘阳手中正拿着一把仿制军刺,肤色黝黑的杨志勾着他的肩膀,两个人得意地向我们炫耀着那把拥有伞绳手柄的军刺。

“在哪买的?”

“邮购的,《故事会》后面有图,还有篮球鞋。”

在拥有这把军刺之前,刘阳在上月的某天正午,已尝试着从食堂李师傅的菜案上“取”走过一把剁馅料的菜刀。那天,他举着菜刀,和李师傅展开一场互相竞逐的长跑,先是围绕着初三年级的教室走廊,然后又围绕着几颗正在散香的老桂树,疯狂地冲刺。

最终,刘阳被李师傅摁在了操场的杂草堆里,李师傅颤抖着夺下了他手中的菜刀。

当时,我们都围观了这场闹剧,谁都以为这不过场恶作剧罢了。夺下菜刀的李师傅气喘吁吁、费力地摁住刘阳,吼他:“你小子抢我菜刀干嘛?”

刘阳一边费力挣扎,一边大声喊叫:“老子要砍班主任去。”

刘阳的班主任叫魏继兵,初一的时候教过我们班一年物理,十分严厉,常常举着一根细长的竹条,抽打成绩不达标的学生。我曾经在一次月考中,因为距离及格线差了仅仅两分,就被他用竹条将手掌打成了一个血馒头,发麻的手心直到一天后才慢慢消了肿,恢复了应有的触觉。

魏继兵后来成了初三(2)班的班主任,刘阳似乎是他最讨厌的学生。很多次,我在上课发呆的间隙,都能看见刘阳在走廊里被罚站。他嬉皮笑脸地站在那里,抠着墙壁上的石灰,丢向我们这些校痞兄弟们。

其实,刘阳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我和他在小学就相识了。那时每逢雨天,他的父亲总会披着雨衣、骑着自行车来给他送饭,他垂着头快速吃完所有饭菜,然后劝说父亲尽早离开——因为大部分学生的家长都骑着摩托车,他为父亲那辆老旧的自行车感到十分自卑。

而那天他决定要砍班主任,大概也是因为长久积压的怨气已经到了不想再忍的地步,加之又正好从几本在校内反复传看的、充满黄暴情节的口袋书中,找到了叛逆的勇气。这件事情当天下午就传遍了全校,他也随即成了当年整个校园最不好惹的“狠角色”。虽然是未遂,但刘阳似乎在这场暴发性的叛逆之中,获得了巨大的虚荣感。

从那时起,他便常常带着军刺来学校了。

11月傍晚的那场打斗,刘阳用这把崭新的军刺扎中了夏大伟的腹部。夏大伟在送至医院的过程中没能抓住十七岁青春的最后生机,一米八四的身躯最终倒在求生的挣扎之中。

第二天,《南京晨报》刊登了一条模糊的新闻后,命运赐予夏大伟的短暂人生,便彻底沉寂了。

夏大伟的新闻  作者供图夏大伟的新闻 作者供图

2

准确来说,如果不是夏大伟的死讯传遍了校园,他的名字大概也就同班同学知道。

从初一到初三,他一直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如果不是在某个暑假突然窜长的个头,他似乎永远都不会和刘阳这个危险的校痞结下恩怨。

刘阳和夏大伟的关系曾经要好过一段时间,那是开学后不久,在校园的篮球场上他们两个人通力配合,赢下了在校痞中展开的3对3篮球赛。其实,夏大伟并不擅长打球,刘阳看中了他的身高,让他专门负责抢篮板,他和另一个队友杨志为此得到了更多的得分机会。

刘阳因此将夏大伟视作密友,后来还成了同桌,这不过是惨案发生前两个月的事情。

这种友谊的善变,发生在深受叛逆期苦恼的男孩们身上并不奇怪。但是,导致刘阳和夏大伟关系崩裂的真正原因,绝不仅仅是“调换座位”引发的冲突。

就像所有关于青春期的故事一样,说到底还是因为一个女孩。

魏佳佳,这个在小学期间就闻名全镇的女孩,一直以来都被小镇居民们当作了教育女生最典型的反面案例。而她在六年级意外怀孕的事件,更是被长舌妇们添油加醋,形成各种情色版本,在远近的乡村里广为流传。

当年的魏佳佳,在六年级的第一个学期就已经发育出了成年女人的身段,经常有不认识她的同学将她误认作老师。有段时间,学校正好在督促学生们的文明礼貌教育,魏佳佳因此不得不尽量减少去厕所的次数,因为不断有低年级的学生在路上向她鞠躬。

六年级的教室在教学楼的顶楼,六个班级分成两个面对面的教区,中间用一条露天的走廊连接了起来。魏佳佳在六(6)班,我们一群男生总是穿过走廊去找她,三五成群地伏在窗台上,大声喊她的外号——魏奶牛。

有的时候,魏佳佳会举着书使劲丢向我们。她的书非常精致,包了很干净的书皮,写在书皮上的名字也格外隽秀。我们其中有人曾将她丢来的书抢跑,那次魏佳佳跑遍了六年级所有的教室,一张白净的脸像着了火似的通红润亮,抿着嘴和那个抢书的男生打成了一团。

抢书事件后,我们这群男生再也不敢去骚扰她了,当然并不是因为她打赢了那个抢书的男孩,而是因为总有初中部的男生来学校找她。

大概就是在六年级最后一个学期开学后不久,魏佳佳怀孕的消息就在校园里疯传了起来。在那些真相还不明朗的日子里,老师和学生们都表现出了一种异样的兴奋,平静的小镇也被这件校内丑闻激荡出了不安的涟漪。甚至还有周边闲散的农妇到六(6)班的门口,假装织着毛衣、假装给自己的孩子送伞、假装是参观校园硬件设施的家长的同时,总是用眼睛的余光偷偷打量着魏佳佳。

等到魏佳佳怀孕的事件被真正确实的时候,我在一个阴天的午后,看见她的母亲站在那条连接着两个教区的走廊上痛哭流涕。那是个衣着简陋的黑发女人,那时候,小镇的农妇们时兴将头发染成黄色或红色,魏佳佳的母亲反倒显得非常朴素。

尽管最后,都没有人真正搞清楚魏佳佳怀孕事件的真相,但是不同版本的谣言却在小镇疯传了整整一年。

刚开始,小镇派出所的警察来过学校两趟,校内就有谣传称,是某个可憎的老师在魏佳佳的肚子里播下了孽种;持续几日之后,整个学校没有任何人被捕,又开始有传言说,魏佳佳是被镇上的痞子带去做了援交,期间没有采取任何避孕措施。

一直到魏佳佳上了初中,这件事情终于有了个统一的版本:两个初二的男生翻窗进了魏佳佳的房间,先后与她发生了关系。

孩子到底是谁的?在魏佳佳流产之后成了整个小镇最令人兴奋的谜团。

进入初中之后,魏佳佳迅速成为男生们的公共幻想对象。

有一次,几个不识相的男生直接跑到魏佳佳面前,开了荤腻而又轻佻的玩笑,没过几天,这几个人就忽然被高年级的校痞猛揍了一通。那些挨揍的男生很快就编造了关于魏佳佳的新版谣言,他们在校内四处散播关于魏佳佳为初三校痞们提供免费性服务的段子,有声有色,还在厕所墙壁上写满了辱骂她的脏话。

等升入初三之后,那些曾在魏佳佳身上吃过亏的男生,便再也不用惧怕更高年级的校痞来为她出头了。他们开始展开对她的疯狂报复,比如,趁着午休的间隙,跑到她的教室,从身后突然捂住她的双胸,然后一哄而散。

也有一次,不知道是谁将魏佳佳的书包从教室里抢了出来,他们从里面翻出来一块卫生护垫,然后整个初三的校痞们几乎都将那个新奇的东西端详了一遍,试图研究出女性私密部位的形状。

类似的欺凌,从初三开始,就一直伴随着无人保护的魏佳佳。

3

也正是那个时候,刘阳因为“砍杀班主任未遂事件”在校内威望大涨,很快,他便接连几次在校痞们的群聚地点,讲出要拿下魏佳佳的豪言。

在刘阳决定追求魏佳佳之前,其实早就知道夏大伟喜欢魏佳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的对魏佳佳的示爱方式截然相反,刘阳仗着在校内愈加扩大的恶名,一直试图强迫魏佳佳做他的女友,而夏大伟则总是替魏佳佳出头,常常和嚣张的刘阳顶牛。

那时候,魏佳佳的自行车总是被人拔走车胎上的气嘴,夏大伟数次蹲在校路上帮她修车的情景,早就被很多人所熟知。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刘阳还专门叫人在黑板上面写了“魏佳佳是刘阳的女人”这种现在看起来十分小儿科的句子,暗示夏大伟退出对魏佳佳的追求,但夏大伟却依旧不为所动。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像夏大伟这种安心求学的男生,在保护魏佳佳这件事上,为什么能表现出如此异样的勇敢。也许是初开的情窦赐予了他勇气,也许是突然窜长的身高让他开始觉察出成年男人该有的血性。总之,当刘阳开始频繁骚扰魏佳佳的时候,是夏大伟几次用庞大的身躯挡在魏佳佳身前,甚至有一次,还砸烂了自己的文具盒来警示刘阳。

但校痞们很看重哥们义气。刚开始,刘阳也没有立马跟夏大伟翻脸。但是,夏大伟却频繁地对抗他,甚至还专门跑去和班主任申请调换座位,理由让刘阳“很没有面子”:刘阳总是在上课的时候看不健康内容的书籍,影响自己正常学习。

这件事导致刘阳和夏大伟彻底翻脸,他叫杨志给夏大伟下了“战书”,约他“放学之后单挑”。杨志是夏大伟相处了三年的好兄弟,为了防止个头矮小的刘阳在单挑的过程中吃亏,还预先准备了一根木棍藏在了书包里——可刘阳是个无时无刻都佩刀在身的角色啊!

11月18号放学之后,夏大伟被魏佳佳和另外两个女生劝着尽快骑车回家,不要赴刘阳的约。但是,女生们的规劝反而加剧了夏大伟的斗争欲,他坚持要去。

刘阳在校路上和夏大伟碰面时,并没有立即取出军刺,很有可能,他根本没考虑过使用那把军刺。刘阳迎面就给了夏大伟一记重拳,他以为夏大伟不敢还手,然后就此退缩。可是,夏大伟突然就像公牛一般愤怒了起来,他举着自行车抡打刘阳的身体。杨志见到这样的场面,迅速从书包里取出木棍去敲打夏大伟的头部,但很快也被一身蛮力的夏大伟打得节节败退。

当时,校道上还有几名学校的老师目睹了这场打斗,但大概也是多年来看惯了学生殴斗,没有一个人驻足制止,他们骑着摩托车或者自行车,从人群预留的狭窄通道疾驶而过。

有几个同年级的男生上去拉过两次架,但那个时候,刘阳的眼睛已经滗出了血色,谁没有料想到,当他和杨志再一次围殴夏大伟的时候,手里已经紧攥着那把军刺。

夏大伟是怎么被军刺扎中的?包括我在内,所有围观的人都没来得及看清,甚至在事发的第二天,报社记者入校采访此事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在现场围观的同学能对此做出准确描述。

我们只记得,当时的夏大伟像一截烧熔的蜡烛一般,瘫软在了地上。然后,刘阳便把那柄军刺丢进了路边的小河里,杨志见状,骑着自行车就走了。

第二天下午,校长通知所有班级,不得接受任何采访。

但是我们一群校痞却在校园的围墙外,偷偷向记者陈诉了案发细节,因为在夏大伟被扎伤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格外令我们气愤:“我们在校路的小卖部打公用电话报警,派出所竟然半天无人接听。后来打120,救护车也好久都没到。”

“我们拦了好几辆过路的车子,没有一个成年人愿意将夏大伟送到医院,这些人看见血就觉得晦气。我们只能跑去食堂找李师傅,等他用电动三轮把夏大伟拉到医院的时候,他的血彻底流干了。”

“我们就看着夏大伟躺在地上,流了快一个小时的血,魏佳佳和几个女生捂都捂不住。”

我承认,我们是在事实的基础上添油加醋地对记者如此描述,而且还将几名路过打斗现场的老师姓名全部告诉了记者。

我们如此气愤,如此夸大其词,其实只是觉得,刘阳并没有刺中夏大伟的要害,夏大伟是被冷漠的小镇、冷漠的校园所杀死的。

那是我们这群校痞共同的敌人。

夏大伟被刺死之后,初三年级的教室门口出现了一位穿着中山装的老人,他久坐在教室的门阶上。那是夏大伟的爷爷,来为孙子的死向学校讨要说法。魏佳佳和几位女生每天给老人递一份食堂饭菜,但是几日之后,她们便只能偷偷地进行此事了,因为校方禁止任何学生跟老人产生接触。

当时,刘阳和杨志早已被投送至看守所等待审判,校务处有一些老师在他们被捕的当日去派出所探视了他们。这些老师随后便在全校的各个班级对学生们开展了警示教育,他们说刘阳和杨志被警察铐在椅子上,他们痛哭流涕、万分悔恨……

老师们为了描述两个少年犯的悲惨境遇,做足了功课,针对每一个教室的警示教育,他们几乎用统一的话语做出了总结:“刘阳和杨志这两名学生的下场,就是咎由自取。”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句话都在凤山中学久久不散。

后记

夏大伟被刺死的几天之后,有传闻说夏大伟的母亲疯了,夏大伟父亲去把刘阳和杨志家的房子砸了。

初三的第一个学期末尾,有传闻说刘阳被判处无期徒刑,杨志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初三的第二个学期魏佳佳辍学,有传闻说魏佳佳做了特殊行业——“就是做婊子去了”。

这个谣传在小镇又疯狂持续了好一阵,小镇居民们幸灾乐祸的习性,又一次得到了巨大满足。

去年,我试图找到自己的同学,还原更多关于此事的细节。但是,不管是关于刘阳、杨志,还是魏佳佳、夏大伟,仿佛彻底从小镇消失了一般。